要知道，这线北京特大暴雨之后，曾经的“油包纸”，可算得上是个充满敬畏的线日早晨，北京市回龙观龙锦二街育知东路交叉口
当年，各色媒体都在卖力气地“蹭热度”，纷纷有理有据地亮出了“德国下水道让青岛百年不淹”之说，还有板有眼地说了些栩栩如生的细节——至今，青岛下水道零件要换掉的时候，还能联系到相关的德国厂家（暗示德国人的百年企业文化），根据他们电子邮件的提示，可以在老化零件附近找到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光亮如新的备用件！
然而，真相却是，青岛的排水管道主要是由混凝土建筑和陶瓷管构成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小的零部件。
针对下水系统，青岛官方曾专门公布过调查数据——青岛2900公里的下水道中，只有3%为“德国制造”。
随便动一动脑子，大家也能想明白，在房地产振兴城市经济的潮流下，现今青岛城区的面积，和一百多年前的规模根本没法比，下水道系统的扩建是必须的。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德国下水道的雨污分流设计施工——雨水下水道（防内涝）、污水下水道（排出冲水马桶等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水）与混合下水道（雨水、污水共用）三种，这在当年看来，确实属于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理念，甚至领先于当今的一些中国城市。
但要注意的是，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些德国人亲自搞出来的管道，只占了区区的3%而已。
更何况，这段先进下水管道的铺设，当年的德国殖民者也主要照顾的是自己族群的需要，仅保证了德国人聚集区的干净卫生，却任由污水排放到中国贫民居住的棚户区.....并非网传的那种——忙里忙外十几年，给青岛人民修桥铺路，建下水道，随即一战战败，挥一挥衣袖，啥也没带走的“圣母”形象。
1900年，一张从胶州寄往德国的明信片，右边白衣小孩拿的是当年德国国歌的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另外，比青岛下水道更神话的是，诸多民国政府时代德国政府给予的恩惠——非常典型的，当属“资助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传说。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大致是说，当年的中国太过贫弱，连运动员的路费都出不起。于是，希特勒代表德国政府，“及时雨”般地主动承担了1936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
但历史的线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费用全部用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钱——由国民政府财政拨款加民间募捐组成的，与希特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要说当年德三政府对中国参加奥运的资助，唯一有证可考的线索是——柏林奥运会期间，为提升纳粹德国的美誉度和国际形象，一些国家的代表团获得了免交住宿费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队。
张少帅确实在奥运会上出过钱，但那是上届的事儿——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当年中国刚经历“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正逢焦头烂额之际，靠着张学良捐赠的八千大洋，才总算凑足了盘缠。
比如李鸿章大人，就和德意志军火大佬，克虏伯的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交情不浅。至今，在厦门胡里山炮台，还保留着一门李鸿章于1893年购进的克虏伯大炮，其最远射程可达19760米，并被认定为“世界现存原址上最古老、最大的海岸炮”
近代时期，作为欧洲传统陆军强国，普鲁士/德国一直属于亚洲国家们的学习效仿对象，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的全套普鲁士陆军军事理论、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
跟日本的情况差不多，大清国的主要学习对象也是德国——李鸿章和俾斯麦那深厚的“友谊”，不能离开频繁的军火交易和军事指导，还有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也都带着深深的德国烙印。
到了一战后的1920年代的魏玛德国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和德国的贸易交往又开始不断加热，双方合作的高峰时段跨度大致为1926-1937年。
1933年，纳粹党赢得选举，希特勒上台组阁，这才开启的德三政府时代。而此时，中国和德国的军火贸易合作，早已经做了很久了。
大量技术、军火都是用高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或者是以货易货方式购买的，军事顾问也是八抬大轿高薪聘请的——咱们可是连个螺栓都没有“白拿”过。
同时，德国也有求于中国的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们都属于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是生产枪炮的必需品，除此以外还有中国特有的猪鬃和桐油等等。
就说这个猪鬃，别看不起眼，但它绝对属于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家想想，各色武器装备，哪一个可以不上漆，直接就开出来用的；此外，猪鬃刷还有清理大口径火炮炮管内的火药残渣的重要用途。
更让人尴尬的是，据史料记载，德国出口中国的工业品，尤其是军工类，一些属于二等品，甚至是质检淘汰掉的“残次品”，但价格却都要按照一等品和精品付给。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德三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本“大东亚共荣”计划的支持，逐渐疏远了中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一度在收到货款后，拒绝交货。
从1937年起，德国顾问团成员们被陆续撤回，同时德三政府公开承认了伪满洲国，中德军事贸易迅速走向冷冻期。
进入1938年后，德国顾问团已经全部返德，其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
回国后拒绝接军职，在盖世太保的监视威胁下，还坚持宣传中国抗战，直到德国下令预备役军人全部恢复现役，才被迫重新加入了国防军。
而那大名鼎鼎的德械师，其主力基本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殆尽.....
而有关民国期间中德的密切合作，还往往离不开另一个有板有眼的传说，其中的情节，就好似写下它的人，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
大致的故事是，希特勒早年流落维也纳街头，被一对华裔夫妇救助（据说还姓张），之后发迹了到处找，想报恩，结果没找到，只好给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支持咱们中国抗战.....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上看，能确定地说，被救助，要报恩的故事是个彻头彻尾的，一厢情愿的杜撰。
比较权威的几本书，比如希特勒口述，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我的奋斗》；还有引援了大量一手材料，采访了很多亲历者才成书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没说到这件事，甚至连类似的可以联想的线索都没有。
毕竟，换个角度想想，此时德占区的华人本身就很少，工作、居住的领域也非常集中，行迹应该非常好寻找，加上纳粹盖世太保那套“一查八代，挖地三尺”的侦察反侦察能力，怎会是找不到呢。
而有关希特勒对中国人的真正看法，可参考下面这段话——“假如一个黑人和中国人学会了德语，余生也说德语，那么就算是已经德意志化，进而能够得到选举权，这种想法是让人很难来想象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英文版（英文版是德文翻译的，中文版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有删减，还是英文版比较全）
1930年代的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就曾因《我的奋斗》里对中国人发表的歧视性言论，而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德国政府只拿“会考虑做出删减”随便敷衍了一下，然后，照旧原样出版……
甚至，在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希特勒的眼中，日本人作为盟友，本质上也是相当低劣的，仅仅是为了建立日耳曼尼亚的“千秋大业”，暂时屈尊一下罢了。
比如，日本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情节——日本人读日文版《我的奋斗》里面贬损大和民族的段落。
进入1940年代后，德政府还对其境内的华人进行过大规模迫害，曾经的德国唐人街就是在此时消失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季羡林老先生当年的德国过得还不错，甚至比一般的德国平民生活还要好。
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41年后，季老先生拿的是汪伪政权的护照，算是“友邦”留学生，毕竟烽火连天的，为了留学舍命千里迢迢地去重庆国民政府办护照，那也属于非常不现实的事儿.....具体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季老先生的《留德十年》。
另有一些非常细节的说法，绘声绘色地说，希特勒非常崇拜中国文化，枕边一直放着《孙子兵法》，此本书作为希特勒的“挚爱”，还伴随他在柏林地堡里走向了最终灭亡——就好似作者亲眼见过一般。
其实，据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荣格夫人回忆，希特勒平日里随身带着的书，是普鲁士将领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属于妥妥的德意志派系军事论著。
客观看，二战前后，德国的外交思想是非常务实的：和日本结盟是谋求牵制苏联；而援助中国就为了换取战争资源....出于国家既得利益的考虑，中德结成了密切的贸易兼军事合作伙伴，其他的，就别想太多了。
那么，为何当年的“地摊文学”带来的各种“传闻”，往往会被曾经的人们信以为真，并虔诚地广泛流传开来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开放国门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开眼的人并不多，对国外译著和影视的引进和介绍比较有限，人们外语掌握得也不灵光，再加上那种“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心理，进而产生了对西方世界想象的投射——这使得一些根本就没有出过国，甚至都没认真查阅过史料的“地摊文学家”会有意或无意地以西方历史为背景，顺着东方文化的传统思维，凭空造出一些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好的历史真相”。
比如，类似于《三言二拍》里面报恩故事的“希特勒受张姓夫妇救助后，要主动报答中国，资助奥运会、援助中国抗战”的传说；或者仅仅凭着对“德国制造”和德国人严谨靠谱的印象，就搞出了的那个青岛下水道令人暖心的“百年油包纸”.....
不过，最近这些年，随着咱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愈来愈普遍、真实，同所谓“发达世界”的差距不断缩小，在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积极环境下，有关“洋大人”的各种段子，也愈发没了市场，几乎都已经不攻自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