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彭场，地名始见于清光绪年间的《沔阳州志》，曾是湖北乃至整个中国内陆城镇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它地处
湖北仙桃市区东南方向10公里外，总人口不过10万余众，却生产出了全中国将近一半的无纺布产品，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的四分之一，产品畅销欧美市场近二十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大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
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到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原材料以及用工成本上涨和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等因素影响，彭场镇上大大小小的千余家无纺布企业瞬间减至百余家。过完春节后，“维持正常生产的不超过20家”，形势的急转直下远远超出了彭场人以往的全部经验和想象。
在出租车进入那条通往彭场的马路之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便开始想象即将出现的景象：到处是新挖开的厂房地基，随处可见写有“急聘”字样的红纸招聘告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黄色无纺布原材料，忙得没有功夫说线小时运转的机器……
可眼前的现实却出乎记者的意料，在整个彭场镇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甚至让人找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感觉。
“今年彭场整体形势很一般，没有像往年那么严重的招工难。”还没有等记者提问，湖北省仙桃市德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彪便主动给出问题的答案。
对于马路边依旧可见的招工告示，他给出了一种多少有点让人伤感的解释：“其实，那些招工牌子只是个象征，企业一定要摆在那儿。这是让别人明白，你这里今年还有事做，否则别人还以为你关门了。”
看来，与那些备受“用工荒”困扰的地区和企业相比，凭借出口无纺布而出名的工业小镇彭场今年的形势确实“不一般”。这一点，记者从年轻的女干部叶芳那里得到了证实，她是仙桃市彭场镇主管企业招工工作的副镇长，“去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企业都会找我们反映困难，今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无纺布非公有制企业主就表示，目前是否新进员工确实是个很难做出决定的问题，“作为老板，我们肯定还是希望招来新员工，但是人来了，我们又会担心是否有事情做。”据其透露，他手头现有的订单只能做到3月底，“不单是我们一家这样，彭场绝大多数在开工的企业都面临接下来无订单可做的局面。”
对此，仙桃无纺布协会会长付立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就坦承：“目前的情况确实非常严峻，由于人民币升值、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和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等方面的原因，从去年2010年8月份开始，整个行业的海外订单就明显减少。”他还进一步透露，在此境况下，“彭场之前有大大小小无纺布企业1000多家，春节前倒闭破产到150家，春节后剩下40家左右。目前，剩下的企业里面能维持正常生产的不超过20家。”
在仙桃市无纺布行业，乃至整个中国无纺布企业界，今年56岁的付立新可算得是一个人物。其任董事长的湖北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公司）在2010年出口创汇3404万美元，稳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先驱者”，付立新认为彭场无纺布出口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暂时性订单不足，而是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我们的用工需求和对人才的要求都慢慢的升高”，他感叹道，“可现在是人慢慢地难招，尤其是到了最近5年，基本能招进来并留得住的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更多的是妇女，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真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彭场镇上数家企业的车间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见到最多的就是中年妇女，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年纪稍大的老头老太，年轻人的身影几乎遍寻不着。
对于这一点，身为“80后”的李彪感触最深。他是在大学毕业后于珠三角闯荡数年后，才最终决定回来建设家乡的。他和记者说：“彭场无纺布企业里面的普工月薪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即使在国内很多大城市，这样的工资也不算低。”尽管如此，李彪所在的公司和彭场所有的企业一样，还是难以挽留少年同乡们匆匆离去的脚步，“我们曾去过武汉招人，给的待遇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就没有人愿意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彭场人，付立新非常理解那些少年不愿意留在家乡的原因，他对 《每日经济新闻》坦言，这本质上是由于地方人口结构和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年轻人无论是不是念过大学都想走出去闯一闯，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都会有向往，不想留在家乡从事这个行业。”同时，他也强调，由于彭场无纺布行业属于代工制造业，“车间工作也确实比较辛苦，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这个苦。我现在就是感觉农村人口没有了后劲，40年的办厂经历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为了能尽可能地留住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付立新的企业刚刚给员工们涨了工资，“技术性强一点的工种提高15个点，一般员工的工资提高5个点，外地来务工人员提高10个点。”但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自然性衰老而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企业要吸引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长期自愿留下，绝非涨工资那么简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专家郭浩刚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就直言：“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对自身及世界也有了更加多元和丰富的认识，这就决定他们跟父辈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同时，随着中国庞大的城市化运动，外面的世界也确实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正因如此，除了拥有那些冰冷而轰鸣的机器，色彩单调的小镇彭场和中国内陆很多小镇一样正纠结于同样的困境：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翩翩少年们，一茬接一茬地义无反顾地离弃故土，奔赴远方去寻找梦想。
尽管外部环境的一直在变化导致彭场无纺布出口企业承受的压力慢慢的变大，但是当地政府和企业或许已经找到了通往未来的路，“尽快完成企业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
仙桃市彭场工业园区负责人刘红高和记者说，他们也看到了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订单严重下降的现象，现在政府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来促进企业加大投入、进口最先进的设备，来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彭场镇政府提供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资料显示，由于该镇无纺布出口企业多数仍以加工中低档制品为主，企业装备水平整体较低，产品附加值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若不是甲型流感爆发，2009年上半年一批中小企业可能就已经被市场淘汰。”
付立新亦对记者直言：“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有的产品结构，还只是守着那些老客户、老设备和老产品过日子，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他反复强调，国内无纺布企业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将产品主体由工业级转向医用级，“只有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企业才能加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只有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才能给公司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转机。”不过，他也坦言，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做改造升级，“很多中小型企业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抛弃。”
除了尽快完成企业转型、产品升级，在当地诸多业内人士看来，缺乏自主品牌和起码的定价权都是彭场无纺布出口代工企业没办法言说的“痛”。
无论是年轻的李彪还是业内大佬付立新，他们都对 《每日经济新闻》坦承，到目前为止，整个彭场无纺布生产企业仍沿用“贴牌代工”模式，依旧是靠更密集的劳动力来换取更多一点的利润，“无纺布加工是处于整个产业链利润率最低的一个环节，整个利润率不到5%。由于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话语权和定价权，所以由汇率变动和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带来的损失都要由我们企业自己消化。”
“往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一天可以向企业输送60个员工，现在一天只能招二三十人，比以前少了很多，想大批地招人也不好招啊。”昨日，在苏州工业园区唯亭人力资源服务所的招聘现场，专门从事蓝领外包服务的供应商英格玛劳务派遣公司工作人员朱先生在负责友达光电的招聘事宜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记者注意到，在苏州工业园区唯亭人力资源服务所的门前，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各大企业的招聘信息，然而前来应聘的人员却寥寥无几，甚至一些招工单位在会场贴出自己的招聘启事后就离开了会场，将其余的工作都交给了劳务派遣公司。
“年后园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去年的960元涨到了1140元，并且享受园区公积金待遇，上班时间越久，工资也会逐月增加。企业为了招人，几乎工资都涨了。”朱先生和记者说，“现在单位招的主要是操作工和作业员，基本工资为1400元，一天工作8小时，双休及免费工作餐，加上加班费、住房补贴、车贴和绩效等，综合工资平均在2000~3000元。”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人力资源服务所的一楼聚集了大大小小的人力资源公司及劳务中介，虽然家家都列出了众多的招聘信息，但是摊位前依然门可罗雀。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为帮企业解决招工难的问题，我们也和企业做了沟通，比如让他们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工资待遇。现在园区一线%左右，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政府要求企业涨工资，但是中西部地区的薪资待遇也在增高，如果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很难招到人。”日立显示器件（苏州）有限公司人事科科长姚喆表示，工资上涨过快，企业成本的提升随之就会凸显出来，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将会很艰难。“我们企业主要是生产显示器件，年后接新单，但是人手不足出货方面就会有影响。招不到人，异常生产的话，订单无法按时完成，厂家可能将做不完的换给其他区域的企业去完成，那么利润就会有所影响。”
主要负责为外资企业加工电子配件的苏州亿利特电子科技的马总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三高经济对出口加工公司的影响是必然的，成本的提高在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现在压力也比较大。”
苏州延龙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原材料价格在上涨，招工又困难，想要留住人就要涨工资，而涨工资也代表着成本的提高。他坦言，公司已处在亏本的边缘，能撑就撑下去，该缩减就要缩减，公司的订单量该放就放掉，招不到人接不了那么多订单，产量也会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和汇率挂钩，利润率也在下降。
当记者问到是否会采取一些措施去弥补亏损，林玉灿表示，目前同行业的人还都在观望。“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接连5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中国制造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制造”在“三高”经济下的困境及努力。
在佛山日用五金之都丹灶，年过八旬的企业老板亲自做起了机修工，为了就是省下一个月两千多元的工钱；在义乌小商品城，贸易商和出口商从结款方式、定价水平等各方面来“挤”利润，为的就是尽量减小市场影响，力保订单不减；在宁波的纺织服装企业里，通过内销及自主品牌来摆脱长期以来“贴牌生产”的受制于人及低利润，慢慢的变成了部分企业的选择；而作为我国新兴的软件产业的缩影，天津软件企业所面临的“人贵”、规模小，也折射出传统产业以外，新兴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成长烦恼”……
“中国制造”曾经是一张名片，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制造”则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产业不得不正视，政策不得不重视，社会不得不关注。压力之下，以产业升级转型为代表的创造性、可持续性的发展必是大势所趋，但其中优胜劣汰的阵痛，也是我们应该承受的代价。
